流民之事於刘璋而言，无疑是一大难题。
此前的刘璋虽然有著一定的把握，但始终觉得还不够稳妥，一直焦头烂额的忙著想办法解决此事。
但当採取诸多措施，已经確保能安稳度过后，如今再整体回想起来，刘璋感觉到有些不对味。
他不了解南安豪强，但他了解贾詡。
这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，能把人算计死的阴诡毒士。
些许南安豪强，怎么可能会被他放在眼里，不过隨意拨弄的小玩意而已。
此次竟然明面上被南安豪强摆了一道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之前刘璋还觉得可能是贾詡对他的考验，亦或者是受限於实际情况，贾詡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。
但现在想来，刘璋严重怀疑贾詡是在钓鱼。
若是此次流民风波能够平息，结局会是怎样？
南安人口直接翻番，豪强势力大幅缩减，耕地面积大幅增长，水利设施全面完善……
相较於原本的按部就班，至少节省了十年之功。
毕竟正常情况下，刘璋上哪名正言顺招来这么多的流民去？
这些流民既是累赘，却也是推动基业腾飞的强劲引擎。
就好像是曹操创业时收下的那百万黄巾一样，可谓是至关重要的“双刃剑”，直接奠定了崛起的战略基石。
这些流民可不像当地的百姓一直依附於豪强，刘璋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刘璋给他们饭吃、给他们地种，他们將会成为刘璋最重视的拥躉。
而且，刘璋在安置这些流民之时，可以名正言顺的让麾下的小吏直接担任县亭里长之职，以县衙的力量直接掌控，没有分毫豪强的牵绊。
被刘璋这么一问，贾詡毫不在意的说道。
“詡不过是顺手引导了一下而已。”
“只是引导一下吗？”刘璋满是不信的说道。
贾詡笑而不语。
“文和一向谨慎，为何此次会如此为之？”
贾詡深深的看了刘璋一眼：“因为令君有能，而且，时不我待。”
金风未动蝉先觉，儘管乱世未临，但贾詡已经隱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
刘璋一介宗室子弟，竟然会前来益州这等偏远之地，还准备久驻，这本就不合常理。
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刘焉竟然真的由著刘璋胡闹，还提供了不少的帮助。
这一切，无不透露著诡异。
联想到此前在雒阳为官时听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消息，以及一些蛛丝马跡，贾詡已经意识到天下动盪可能不远了。
其实，不仅是贾詡，似是刘焉等“上层人士”，对此都早已有所察觉。
清醒者早谋、麻木者沉沦、观望者自保。
刘焉多次曾以“身体不適”为由请求外放，杨赐上疏直言张角之患，皇甫嵩建议整肃地方军备，类似种种跡象，皆非巧合。
这种局面下，贾詡自然要多想些。
而刘璋展现出的一切，足以让贾詡下注了。
先知先觉的刘璋，自然清楚贾詡所言的时不我待是什么意思，微微沉默了。
是啊！
乱世將临，谁能独善其身？
哪怕是在相对安全的益州，原本歷史轨跡中的刘焉刘璋，也是经歷过巨大波折才站住的阵脚，不是上来就一帆风顺躺平到底的。
刘璋这几个月来，虽主抓政务，却也没少往卒舍跑，就是为了做好准备、以防万一。
没有剑和有剑不用，从来都不是一回事。
见刘璋默然，贾詡反而问道：“令君对於豪强，怎么看？”
“豪强，不可替代，却也不可使其坐大，必须约束和规范。”刘璋略加沉吟后，说道。
基层治理模式的选择，主要取决於中央集权控制成本与地方自治效率的平衡需求。
因此於这个时代生產力水平与治理框架而言，豪强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。
因为县衙的治理半径终究有限，上至户籍统计、赋税徵收，下至偏远村落的治安维护、灾年救济，需要的事宜太多了，而且离不开与地方宗族和豪强的协作。
儘管如今的刘璋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，但依旧最多只能勉强摆脱豪强，却还需藉助地方宗族的力量。
刘璋曾经测算过，一里之地近百户、数百人，若要完全依靠县衙的力量维持健康运转，至少也须得10人左右。
这么算下来，南安县光是各里所需的小吏就得上千人。
上哪找这么多识字的小吏？这些人的薪俸如何维持？如何確保这些人的清廉有为？
这些问题即便是现在只治理一县之地的刘璋都难以解决。
更何况日后刘璋肯定不会拘泥於一县之地，若是扩大到一郡、一州之地，推行遇到的阻力、所需的资源会更多，耗费的时间会更长，以至於根本就推行不下去。
就像秦始皇想要以一己之力，將天下从分封制直接推至郡县制一样，根本不现实。
制度的確很好，但是並不符合时代的实际，治理成本严重脱节。
在这一点上，汉高祖刘邦就极为清醒。
分封与郡县並行，虽然埋下了一些隱患，却適配了汉初的现实情况，为汉朝爭取了一定的缓衝空间，最终通过汉武帝的“推恩令”，实现了平稳的过渡。
步子太大是要出事的，刘璋很清楚这一点。
因此，刘璋在各里设下的里佐，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监督协助大於管理，起初的职责很少，后面局势稳固才逐渐增加。
即便如此，这些里佐所做的工作也是相对较少的。
各里的邻里纠纷、生活矛盾等等，都是先由宗族內部处理，只有处理不了或处理不公才会落入里佐手中。
否则的话，每里设个数名小吏也忙不过来。
毕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那么淳朴，不乏一些或狡猾、或固执、或斤斤计较的存在，这是长期物资匱乏、为了活著所导致的必然，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解决。
与地方的宗族合作是必然的选择，哪怕是流民落户，也会有宗族的存在。
宗族很大程度上本就是底层民意的体现。
而豪强，与宗族其实並无本质区別，只是同一血缘共同体在不同阶段的形態演化。
起初是为抵御匪患、分摊风险而抱团的“自保组织”，待土地、人口、財富积累到一定规模，便会自然生出追求政治话语权、扩大利益边界的诉求。
这是人性逐利的本能所致。
即便刘璋强力剷除旧豪强，散落乡间的宗族也会逐步聚合壮大，成为新的利益集团。
既是如此，那剷除豪强又有何意义？关键还在於以合理的规则约束和限制。
贾詡眼中闪过满意之色：“令君有如此认识，真乃百姓之幸。”
刘璋这句话一出，贾詡最后的一丝担心也被消除了。
执政之道，从来不是对错分明，更多的是有利有弊、有得有失，在成本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。
豪强绝对不能成为“主导者”，但却也是这个时代必不可少的“补位者”。
此前的刘璋虽然有著一定的把握，但始终觉得还不够稳妥，一直焦头烂额的忙著想办法解决此事。
但当採取诸多措施，已经確保能安稳度过后，如今再整体回想起来，刘璋感觉到有些不对味。
他不了解南安豪强，但他了解贾詡。
这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，能把人算计死的阴诡毒士。
些许南安豪强，怎么可能会被他放在眼里，不过隨意拨弄的小玩意而已。
此次竟然明面上被南安豪强摆了一道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之前刘璋还觉得可能是贾詡对他的考验，亦或者是受限於实际情况，贾詡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。
但现在想来，刘璋严重怀疑贾詡是在钓鱼。
若是此次流民风波能够平息，结局会是怎样？
南安人口直接翻番，豪强势力大幅缩减，耕地面积大幅增长，水利设施全面完善……
相较於原本的按部就班，至少节省了十年之功。
毕竟正常情况下，刘璋上哪名正言顺招来这么多的流民去？
这些流民既是累赘，却也是推动基业腾飞的强劲引擎。
就好像是曹操创业时收下的那百万黄巾一样，可谓是至关重要的“双刃剑”，直接奠定了崛起的战略基石。
这些流民可不像当地的百姓一直依附於豪强，刘璋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刘璋给他们饭吃、给他们地种，他们將会成为刘璋最重视的拥躉。
而且，刘璋在安置这些流民之时，可以名正言顺的让麾下的小吏直接担任县亭里长之职，以县衙的力量直接掌控，没有分毫豪强的牵绊。
被刘璋这么一问，贾詡毫不在意的说道。
“詡不过是顺手引导了一下而已。”
“只是引导一下吗？”刘璋满是不信的说道。
贾詡笑而不语。
“文和一向谨慎，为何此次会如此为之？”
贾詡深深的看了刘璋一眼：“因为令君有能，而且，时不我待。”
金风未动蝉先觉，儘管乱世未临，但贾詡已经隱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
刘璋一介宗室子弟，竟然会前来益州这等偏远之地，还准备久驻，这本就不合常理。
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刘焉竟然真的由著刘璋胡闹，还提供了不少的帮助。
这一切，无不透露著诡异。
联想到此前在雒阳为官时听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消息，以及一些蛛丝马跡，贾詡已经意识到天下动盪可能不远了。
其实，不仅是贾詡，似是刘焉等“上层人士”，对此都早已有所察觉。
清醒者早谋、麻木者沉沦、观望者自保。
刘焉多次曾以“身体不適”为由请求外放，杨赐上疏直言张角之患，皇甫嵩建议整肃地方军备，类似种种跡象，皆非巧合。
这种局面下，贾詡自然要多想些。
而刘璋展现出的一切，足以让贾詡下注了。
先知先觉的刘璋，自然清楚贾詡所言的时不我待是什么意思，微微沉默了。
是啊！
乱世將临，谁能独善其身？
哪怕是在相对安全的益州，原本歷史轨跡中的刘焉刘璋，也是经歷过巨大波折才站住的阵脚，不是上来就一帆风顺躺平到底的。
刘璋这几个月来，虽主抓政务，却也没少往卒舍跑，就是为了做好准备、以防万一。
没有剑和有剑不用，从来都不是一回事。
见刘璋默然，贾詡反而问道：“令君对於豪强，怎么看？”
“豪强，不可替代，却也不可使其坐大，必须约束和规范。”刘璋略加沉吟后，说道。
基层治理模式的选择，主要取决於中央集权控制成本与地方自治效率的平衡需求。
因此於这个时代生產力水平与治理框架而言，豪强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。
因为县衙的治理半径终究有限，上至户籍统计、赋税徵收，下至偏远村落的治安维护、灾年救济，需要的事宜太多了，而且离不开与地方宗族和豪强的协作。
儘管如今的刘璋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，但依旧最多只能勉强摆脱豪强，却还需藉助地方宗族的力量。
刘璋曾经测算过，一里之地近百户、数百人，若要完全依靠县衙的力量维持健康运转，至少也须得10人左右。
这么算下来，南安县光是各里所需的小吏就得上千人。
上哪找这么多识字的小吏？这些人的薪俸如何维持？如何確保这些人的清廉有为？
这些问题即便是现在只治理一县之地的刘璋都难以解决。
更何况日后刘璋肯定不会拘泥於一县之地，若是扩大到一郡、一州之地，推行遇到的阻力、所需的资源会更多，耗费的时间会更长，以至於根本就推行不下去。
就像秦始皇想要以一己之力，將天下从分封制直接推至郡县制一样，根本不现实。
制度的確很好，但是並不符合时代的实际，治理成本严重脱节。
在这一点上，汉高祖刘邦就极为清醒。
分封与郡县並行，虽然埋下了一些隱患，却適配了汉初的现实情况，为汉朝爭取了一定的缓衝空间，最终通过汉武帝的“推恩令”，实现了平稳的过渡。
步子太大是要出事的，刘璋很清楚这一点。
因此，刘璋在各里设下的里佐，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监督协助大於管理，起初的职责很少，后面局势稳固才逐渐增加。
即便如此，这些里佐所做的工作也是相对较少的。
各里的邻里纠纷、生活矛盾等等，都是先由宗族內部处理，只有处理不了或处理不公才会落入里佐手中。
否则的话，每里设个数名小吏也忙不过来。
毕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那么淳朴，不乏一些或狡猾、或固执、或斤斤计较的存在，这是长期物资匱乏、为了活著所导致的必然，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解决。
与地方的宗族合作是必然的选择，哪怕是流民落户，也会有宗族的存在。
宗族很大程度上本就是底层民意的体现。
而豪强，与宗族其实並无本质区別，只是同一血缘共同体在不同阶段的形態演化。
起初是为抵御匪患、分摊风险而抱团的“自保组织”，待土地、人口、財富积累到一定规模，便会自然生出追求政治话语权、扩大利益边界的诉求。
这是人性逐利的本能所致。
即便刘璋强力剷除旧豪强，散落乡间的宗族也会逐步聚合壮大，成为新的利益集团。
既是如此，那剷除豪强又有何意义？关键还在於以合理的规则约束和限制。
贾詡眼中闪过满意之色：“令君有如此认识，真乃百姓之幸。”
刘璋这句话一出，贾詡最后的一丝担心也被消除了。
执政之道，从来不是对错分明，更多的是有利有弊、有得有失，在成本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。
豪强绝对不能成为“主导者”，但却也是这个时代必不可少的“补位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