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月十五,上元佳节。
    往年自皇城至坊间,火树银花,灯山星海,宝马香车,笙歌彻夜。
    然而,今年的上元,这份昇平喧闹却被一纸染著八百里加急军报冲淡。
    军报是在傍晚时分,被面色惨白的兵部堂官,颤抖著捧到了皇帝面前。
    “北境急报!韃靼瓦剌部首领阿鲁台,趁我边军年节鬆懈,亲率两万精骑,自大青山缺口南下,绕过宣府、大同重镇,直扑怀安卫外围粮道!”
    “镇北將军沈元平闻警,率本部八千轻骑急驰拦截,於野狐岭一带遭遇韃靼主力埋伏!”
    “我军虽奋勇力战,杀伤相当,然敌眾我寡,地势不利,沈將军为护粮草,身先士卒,力战得脱,然折损將士逾千,粮草被焚毁三成,军械亦有部分损毁遗失!”
    “现韃靼游骑四出,骚扰边堡,边关震动,沈將军固守待援,请朝廷速发援兵,並急调兵械粮草补充,以稳军心,以御强敌!”
    “沈元平……”皇帝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名字,手指用力按在军报上。
    沈元平,他可是沈家这一代最出色的將才,他寄予厚望的北境长城,淑贵妃和沈元英的大哥。
    小挫?折损逾千,粮草被焚,这对於边军士气,对於北境的稳定,岂是“小挫”二字可以轻描淡写?
    “韃靼……阿鲁台……”皇帝眼中寒光暴射,“趁朕过年的工夫,给朕来这么一手!”
    他猛地將手边一只青瓷茶盏扫落在地,近侍太监嚇得噗通跪倒,瑟瑟发抖。
    殿中几位重臣:內阁首辅陈庭、兵部尚书赵衡、户部尚书钱敏中、以及司礼监掌印高无庸,俱是屏息垂首,不敢言语。
    北境战事,自先帝朝起便是心腹大患,胜少败多,去岁好不容易在沈元平等將领的奋战下稳住阵脚,今年开春便遭此挫败,皇帝如何能不怒?
    “说话!”皇帝的声音低沉压抑,“都哑巴了?兵部!赵衡!援兵如何调度?粮草军械,何时能运抵北境?!”
    兵部尚书赵衡,一个年约六旬的老臣,慌忙出列,躬身道:“陛下息怒!臣已急令宣大总督张守仁,抽调宣府、大同机动兵力万人,即刻开赴怀安一带,听从沈將军节制,稳固防线。”
    “只是这粮草军械,”他偷偷瞟了一眼户部尚书钱敏中,硬著头皮道,“需户部与太仓、工部军器局协同……”
    户部尚书钱敏中,体型富態,此刻却是满头冷汗,急急接口:“陛下明鑑!去岁北境用兵,太仓存粮已耗去三成有余。”
    “今岁河南、山东又有春旱跡象,漕粮尚未北运,仓中存粮支应京师尚可,若大批调拨北境,恐有不继。”
    “且年节刚过,民夫徵发不易,车辆调配亦需时日……”
    “混帐!”皇帝怒极,抓起御案上一方端砚,狠狠砸在钱敏中脚前,“北境將士在冰天雪地里浴血拼杀,等著粮草救命,等著刀箭杀敌!你跟朕说民夫不易?车辆需时?”
    “难道要让朕的边军,饿著肚子,赤手空拳去跟韃子的马刀拼命吗?!”他胸膛剧烈起伏,目光刮过殿中每一个人。
    “朕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!朕只给你们十日!第一批粮草军械,必须启程北上!延误者,以貽误军机论处,朕砍了他的脑袋!”
    “臣等遵旨!臣等万死!”赵衡、钱敏中噗通跪倒,连连叩首。
    一直沉默的首辅陈庭,此时缓缓开口,声音苍老却沉稳:“陛下息怒,保重龙体。赵尚书、钱尚书所言,虽有难处,然军情如火,確需特事特办。”
    “老臣以为,可即从京通仓、天津仓紧急调拨部分存粮,工部军器局库內当有备械,先行起运。”
    “同时,严令河南、山东巡抚,即刻筹备粮草,后续补上。徵发民夫之事,可命顺天府、保定府协助,以朝廷急令,重金招募,不得有误。”
    皇帝深吸几口气,强压怒火,陈庭毕竟是三朝元老,他的话不得不听。
    “就依首辅所言。赵衡、钱敏中,立刻去办!高无庸,你司礼监给朕盯著,哪个衙门敢拖沓推諉,立刻报与朕知!”
    “老奴遵旨。”高无庸躬身。
    然而,到了次日,当皇帝下旨,责令各部限期筹措北境军需的明发諭旨传遍六部九卿时,一股潜流开始在朝堂下涌动。
    首先发难的是吏部侍郎、太子少傅周延之。
    这位以清流自居、素来与勛贵武將不甚和睦的文官,在早朝后的一份奏疏中,虽未直言,却巧妙地將“兵械不利”与之前的御马监“问题弓弩”案联繫了起来。
    奏疏中写道:“夫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北境將士,冒白刃,挡飞矢,所恃者,锋鏑之利,甲冑之坚也。”
    “然前有御马监所辖武库,竟流出劣弩,若非及时发现,几误大事。”
    “今边陲告急,將士折损,岂可尽归咎於敌狡?军械之整备,关乎將士性命、社稷安危,不可不深查慎虑。”
    “当此之际,更应严核各库军械,以免將士持不利之器以御强敌,徒损锐气,空流碧血……”
    周延之门生故旧不少,立刻有御史、给事中跟进,言辞激烈,核心却惊人一致:北境小挫,军械质量恐是隱忧,而主管军械存储、调配的御马监,负有不可推卸的督查责任。
    矛头明显指向了那位以雷霆手段整顿御马监,却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的年轻掌印——杨博起。
    虽未直呼其名,但“年轻识浅”、“骤登高位”、“整顿不力,余弊未清”等字眼,已近乎指著鼻子骂街。
    更有甚者,將“貽误军机”的帽子也扣了上来。
    几乎就在同一时间,一份来自都察院某位素以“刚正不阿”著称的御史的密奏,通过通政司的特殊渠道,呈递到了皇帝的御案上。
    这份密奏的措辞更加隱晦,却也更加诛心。
    它旧事重提,將多年前那桩牵连甚广的“齐王府逆案”再次翻出。
    奏称:“臣风闻,昔年齐王谋逆事败,其党羽星散,或有漏网之鱼,潜藏日久,或已改头换面,混跡於京师繁华之地,甚或凭藉机巧,已窃据要位,蛰伏待时。”
    “此等前朝余孽,心怀叵测,若置之於紧要之位,譬若朽索驭马,危如累卵。”
    “恳请陛下密諭有司,详查宫中內侍、京中官员,尤其新晋擢升者之籍贯、来歷、亲眷,务求根底清白,以绝后患,杜奸邪於未萌……”
    “齐王府”三个字,让皇帝本就阴鬱的心情,沉到了谷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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